百年爱玲:做天才,做女人郭敬明抄袭事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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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:经济观察报观察家(ID:eeoobserver),作者:付如初,题图来自:视觉中国


爱玲梦魇


张爱玲痴迷《红楼梦》,到不同版本的不同用字会自动蹦到眼前的程度,无论多大的烦心事,“详”一会儿红楼就好了。她说这是“一种疯狂”,所以把自己十年考据的成果命名为《红楼梦魇》。


她大概没有想到,百年后,她也成了一个“梦魇”,读者对她也有这种几近疯狂的痴迷:她既是普通读者的心头好,又是诸多著名学者的案头书;她被影视改编喜欢,也被博士论文青睐;她的“金句”是小资的标配,也被学院派引用称颂不已;她晚年隐居,丢掉的垃圾都会变成报章新闻;她身后百年,无数追随者提笔就难脱“张腔”。她是作家,但享受了文学明星的“待遇”,仿佛她裙裾抖动过的每一粒尘埃都有美感,她眼神扫过的每一个角落都埋藏着故事。


尤其学术界,“张迷”索性创造出“张学”,小到小说、散文的“细读”,书的每一个版本的考据,大到她与“孤岛”文学、左翼文学,乃至整个民国文坛、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关系,都得到了充分细致的挖掘。然后再从书到人,她显赫的家族,她父母的失和、她的爱情、婚姻乃至绯闻,都成了关注的对象。原本,她的初衷只是做“出名要趁早”的文艺女青年,靠文字创造“传奇”在乱世谋生,不料阴错阳差,她变成了不断被经典化的大作家。前几年有人统计,关于她的研究论文仅次于鲁迅,最近甚至有超过鲁迅的趋势。


说起来,张爱玲以一己之天才,让包括胡兰成在内的很多本该随时代灰飞烟灭的人“不死”,到今天,则成全了很多人的学位和学术历程——那么多论文,即便鲜有创见,甚至几十年来都没有走出傅雷和夏志清的评论画出的领地,更没有人找到比她的自我评价更契合的词,却依然没有被反思是学术资源的浪费。


美国著名的批评家乔治·斯坦纳在谈到《塞林格产业》的时候曾说:“研究生为了找新鲜的论文题目去投靠塞林格,无可厚非,但业已成家的学者论者,却把塞林格捧得煞有介事,真像海上无鲸鱼,捕鲸人开始用捕鲸的工具来捉小鱼了。”其实他想说,塞林格是天才,也创造了经典,但毕竟是小型杰作、小型经典,不该被学术如此追捧。


可惜,学界如乔治·斯坦纳之清醒洞彻者并不多,天才的盛名,即使在专业人士那里也往往包含着“盲信”的成分。或者,天才的光芒太刺眼,只能等着另一个评价的天才出现,才能让人看清他真正的体量和光圈。在此之前,更多的人只能如盲人摸象般,不断臣服。精心表达的崇拜初衷是避免天才蒙尘,慢慢却演变成了助长更大的“盲信”。何况,这一次的天才还是女人,是落魄贵族,还生在乱世,还颠沛流离,还懂得自我经营。所以,张爱玲实在具备了成为“爱玲梦魇”的天时、地利、人和。


她是“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”(胡兰成语),也是抗战烽火中的“乱世佳人”(木心语)。她迷恋贵族的天赋华丽,也醉心小市民的物质算计。她是天才,也懂得如何做天才;她是女人,也懂得如何做女人。但天才和女人一叠加,却让她纸上洞明练达,世间千疮百孔。


作为天才,她只需要浅尝人间冷暖,就可以洞悉人性秘辛;而作为女人,她纵使“低到尘埃里”,也没有换来“现世安稳”。她是“苍凉”的“传奇”,在“流言”中“张看”爱;她是无数人的解药,自己却沉疴在心。所以,所谓“爱玲梦魇”,实在也是中国人“爱的梦魇”,是这人世间的饮食男女永难超脱的“红玫瑰与白玫瑰”,永难度化的“大团圆”和“小团圆”。


因为直戳凡人痛点,所以,她会如简·奥斯汀一般,尽管写的都是“针线筐里的小说”(纳博科夫语),文学本身的价值和地位有待横向和纵向的探讨,但她写到的情感和人性,却能被不同时代的读者识别和代入,也能被不断重新赋能。换句话说,在经典缺乏的时代,“小经典”完全可能获得“大经典”的待遇,也完全可以行使“经典”的权利——被瞩目,被追捧、被阐释、被研究。


某种意义上,张爱玲的长盛不衰与汪曾祺有某些类似:文学中“最后的贵族”和“最后的士大夫”,在社会发展的“野蛮化”顿挫中变成了文明余晖的代表,后世读者对他们的迷恋也是对风雅的追慕,带着“文明挽歌”的成分。与“相信未来”比起来,中国读者似乎总是“信而好古”,所以尤其需要“怀旧”和“挽歌”,需要用“今不如昔”的叹息抚慰现世的忧烦。于是,能够满足这种文化心理的作家像文化标本一样被需要,他们描写对象过于单一、语言风格缺少变化等等就都被善意地忽视了——缺乏变化甚至反而变成了风格优势。


天才的“小经典”


或许正应了那句“国家不幸诗家幸”,张爱玲身处的上世纪三、四十年代是一个文学群星闪耀的时代,作家集群性地出现,各自闪耀着天赋文采。鲁迅自不必说,著名的郭(沫若)茅(盾)巴(金)老(舍)曹(禺),还有后来被文学史不断再发现的沈从文、钱钟书、萧红等等,甚至包括红极一时的张恨水、林语堂。在这样的“底色背景”中,堪称“天才”并禁得住超意识形态、超时代局限的价值考验的,还是鲁迅和张爱玲,这一点是有共识的。小说、散(杂)文,在二人的创作中花开并蒂,艺术水准都达到了相当的程度,这是天才文学素质全面的表现。至于鲁迅的木刻、张爱玲的画之出手不凡,都不过是天才的牛刀小试。


不过,与鲁迅创造的富有思想含量和家国意识、为民族出路荷戟彷徨、为生民启蒙铁屋呐喊的“大经典”相比,张爱玲的只能被称为“小经典”——她关心小市民的小日子,小女人的小情怀,旧礼教里的小伤害,她以自己为圆心筹划“小团圆”,所有的“与别人有关”都是“食色性也”的普遍性使然。她不想望未来,不期待更好,更不会呼号以期“疗救”和改变。她只感慨、叹息,看“虱子”在“华美的袍”上爬来爬去。她的深刻不是“梦醒了无路可走”(鲁迅语)的虚无,而是看着“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”(张爱玲语)的无奈。


当然,在中国的命运都不知道往何处去的时候,能写出大历史和小人物共同的“无奈”已是见识过人;能在“左翼文学”、乡土文学雄踞文坛的时候,以都市繁华勾勒“现代性”已是天赋奇才。君不见,时至今日,我们的生活还没有“文明”起来,中国文学也没有“洋气”起来——不只是缺乏像样的城市叙事,对城市生活和城市心理的认知也远远没有达到张爱玲的程度。而因为现代意识远远超乎时代,因为给草创时期的现代小说加入了高超的艺术技巧,张爱玲能够一直被研究;也因为女人腔和艺术范儿一直被模仿、从未被超越,张爱玲一直被阅读。甚至可以断言,除非中国社会发展出真正具有现代精神的大都市,除非中国文学写出真正有别于乡土伦理的都市精神,除非中国小说对艺术技巧的探索达到新的高度,否则,张爱玲不会过时。


如此说来,“小经典”也禁得住很长一段时间的月缺月圆、聚散离合、战乱和平。它远远好过畅销书——尽管张爱玲写作的时候,无比希望自己的书畅销,甚至不惜为此写文章自命“天才”以吸引注意(《天才梦》)。她也曾表示对大红大紫的张恨水的欣赏。然而,与张恨水的畅销书盛极而衰,时代变化之后文学价值也“速朽”比起来,张爱玲的作品更是雅俗合流的典范,就像钱钟书天才偶然发作写下的那部《围城》一样。以钱钟书的鉴赏能力和治学天才,一定知道自己写的只是“小经典”,所以曾有“悔其少作”的表示,也并不以《围城》的畅销为意。正如以张爱玲的鉴赏力,也一定知道自己写的只是“小经典”,所以会反复修改自己的作品一样——因为驾轻就熟,天才对待自己的创造反而不像其他作家那样,一个字都改不得、动不得。


目前大陆出版的《张爱玲全集》一共有14卷,包括剧本集和译文集。但读者感兴趣的,其实还是她的小说和散文,最熟悉的也是她那些堪称名篇的小说和散文。当然,最禁得住重读的也是这些作品。比如小说《金锁记》《封锁》《留情》《沉香屑——第一炉香》《倾城之恋》,以及生前险些被焚毁、过世后版权人承受着对她“失信”的道德风险出版的长篇小说《小团圆》;比如散文《天才梦》《烬余录》《谈女人》《论写作》《中国的日夜》等等。张爱玲的散文,语言灵动精巧,格局立意不俗,见识高超。


如果说小说创作自有规律,某个阶段容易暴露作家对生活的认识眼高手低的话,那散文更能见出一个作家的真性情和真见识。而且,张爱玲的散文还有另外一个功能,就是充当她小说和人生的注脚。比如她在《中国人的宗教》里说:“就因为对一切都怀疑,中国文学里弥漫着大悲哀,只有在物质的细节上,它得到欢悦。⋯⋯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,引人入胜的,而主题永远悲观。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。”这简直就是她写作哲学的“夫子自道”。


某种意义上,张爱玲和李敖有相似之处,都是“人文合一”的。他们是“文坛的单干户”,孤绝才高,不善于招朋引类。所以,他们看似敞开,实则封闭,因为他/她对自己的阐释永远更精彩。又因为这种精彩,读者倘若对小说的理解有什么隔膜的话,散文会自动补位。这样,人和文会更进一步地连成一体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文艺青年更熟悉张爱玲的小说情节,但他们钟爱的“金句”,却大多出自她的散文。


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被认为是张爱玲、钱钟书的再发现者。有感于他们二人在上世纪五、六十年代大陆的文学史中连叨陪末座的资格都没有,他为他们鸣不平。在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中,夏志清讲述完抗战时期的左翼文学、延安文学、国统区的戏剧运动,随即提出“战时最有才气的新作家,不产生在重庆或延安,而是产生在上海”,代表人物就是张爱玲。他认为“她可能是五四运动以来最有才华的中国作家”。而她完全不受“左”派影响,从“官宦之家的阔绰排场”写到“时髦人物的洋场习气”,把“人心的真相”放到“社会风俗的框子里”来写,写出了一些悲剧、一些讽刺和一些历史感。


作家总是从自己最熟悉的感觉、最熟悉的人物写起。即便张爱玲写爱情小说的时候还没有谈过恋爱,但她很早就从父母情变中亲历了“爱的战争”,饱尝了旧家庭的阴郁和残酷,也很早就从旧小说中体会到了人情冷暖。所以,张爱玲的远离“左翼”时代风尚,或许最初并不是自觉地选择。而且,那时候报业发达,“市民文学”发达,她以《传奇》出道,想达到的也是“出名”的目的。就像鲁迅写《阿Q正传》,动机中也有“成名成家”的追求一样。说到底,天才为人熟知,动机并不重要,以什么作为参照系有时候也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作品本身“美丽和伟大”(李长之如此评价鲁迅的《阿Q正传》)的段位,是它赢得的时间和人心。


女人的“小团圆”


张爱玲的小说有“旧”的底色,也有“新”的涂层,有明暗闪烁的阴森可怖,也有裙裾赶咐的香气迷人。就像点着蜡烛、挂着红灯笼的深宅大院,同时也拉起了五彩电灯,装上了留声机和电话;也像公寓洋房里的人,西装革履只是偶尔为之,素日里还是马褂旗袍。屋子里白天飘着鸦片颓废的香气,阳光随之都显出了几分萎靡;晚上又洋溢着欲望蓬勃的气氛,仿佛黑夜也盖不住几许生命力。身处新旧交替的大时代,张爱玲真是准确写出了都市中没落贵族的神韵。她钟爱的“葱绿配桃红的参差的对照”,实在也是对自己写作气质最精准的概括。用今天的话说,这是一种“混搭”的和谐,大俗大雅中蕴含的都是细节精致和心思细密,正所谓格局虽小,气象万千。


在这样的屋子里生活过的女人,《金锁记》里的曹七巧、《倾城之恋》里的白流苏、《沉香屑——第一炉香》里的葛薇龙、《小团圆》里的九莉⋯⋯是张爱玲最擅长描写的对象。她们谋生也谋爱,为此她们权衡、算计、堕落、嫉妒、虚荣、飞蛾扑火。她们想要自尊和体面,想要自由和开化,想要钱,更想被爱。她们乖巧时如小鸟在笼,凌厉时又如饿猫捕鸟。在“幽闭”的男女之情里,她们用尽心思,耗尽才智。即便如《色,戒》之王佳芝,具备了在“广阔天地”里做鹰隼的潜质,依然在生死关头败在了瞬间的“小女子”心绪上——“女人是水做的”是贾宝玉的乌托邦,曹雪芹的却不尽然,否则也不会有痴男怨女的恨海情天,不会有太虚幻境的真假难辨。张爱玲显然深谙此理,所以她沉迷的时候也注意抽离,动情的时候也注意动脑,对笔下的女人又深情又薄情;所以她写“安稳静好”的时候不惜繁复、精雕细刻,写城倾戏散时又笔露寒光、一剑封喉。她又美又残忍,又阴柔又诛心。如果评选中国文学史上最懂女人的作家,张爱玲应该会在前三名。


总的说起来,张爱玲营造笔下世界的方式大致有三种:一是让爱陌生化,二是让生活情绪化,三是让人物沉迷化。爱情故事,说起来千姿百态,写起来却最容易堕入俗套。张爱玲尝试用各种方式,把爱和家庭的故事陌生化:《封锁》电车上的调情,“朋友妻”(《红玫瑰与白玫瑰》)的诱惑,花心人的负心(《小团圆》),爱与暗杀(《色,戒》)等等,她甚至还尝试写错恋(《年轻的时候》)、写吊金龟婿吊死自己(《花雕》)、写现任与前妻斗法(《留情》),写父女不伦的畸形(《心经》)等等。她思考旧家庭中各种可能的故事,然后将人物之间的相爱相杀写到极致。而推动故事进展的,往往不是生活的变动,而是情绪的波澜——张爱玲笔下的生活全被情绪化处理,因而所有的小说几乎都是情绪的暗流涌动,都是斗心眼儿。同时,所有的人物都沉迷在这种角斗里,陷入在这种纷争里。她像那个在核桃上雕出《赤壁赋》的明代“奇巧人”,用天赋的锦心绣口在局促的空间中演绎惊心动魄,在杯水风波里映照天荒地老。她的小说不只是“幽闭”,还是“沦陷”,是萦绕低回,是不想自拔,所以,她的小说是最能刺激文艺青年自我怜爱的蜗牛的壳。


说到底,张爱玲是给文艺青年读的,尤其文艺女青年。当她们随着青春逼人的张爱玲发出一声老气横秋的叹息的时候,其实更多的是对忧伤和伤痛的放大化想象,是“少年不识愁滋味,为赋新词强说愁”。而如果你人到中年,爱被烟熏火燎,婚姻被柴米油盐,真正领教了什么叫“欲哭无泪、欲说还休”,那或许会从张爱玲那里读出更多的压抑和无趣,会想冲破这人造的阴郁,这塑料的“苍凉”,急于寻求一些自然的明媚和粗放,获得一种木质的温暖。就像看多了林妹妹葬花的眼泪、薛宝钗的步步为营,会想要听听晴雯撕扇子、史湘云话痨,甚至想听听焦大的高声叫骂、薛潘的混世蛮横才能疏解沉郁一样。


张爱玲自己也说:“写小说的,太是个绅士淑女,不会太好”;“生活的戏剧化是不健康的”,她也意识到自己先写爱情小说,而后才有爱情的“二手体验”,会让人“在生活和生活的戏剧化之间很难划界”,但终究难以改变。


王小波在《关于幽闭型小说》里说:“家庭也好,海船也好,对个人来说,是太小的囚笼,对人类来说,是太小的噩梦。更大的噩梦是社会,更准确地说,是人文生存环境。”诚哉斯言。尽管写作题材没有大小之分,小女子也是可以以家为世界的,但作家却该有更高远的认知,应该主动“跟着创造的人物同时演化”(傅雷语),否则就只能在有限的经验基础上依赖天赋,如此下来,技巧越来越纯熟,然而写作却越危险,重复自己还只是小问题,怕的是最终被自己绊倒,天才的奇迹“没有好收场”。


小说中如何给命运归因,往往体现作者的格局,也决定小说的高下。尤其是女性命运,无数的小说将女性悲剧归因于社会、归因于男权、归因于礼教、归因于嫁错郎、归因于欲望。对此,张爱玲的确有过人之处,她向外找到了覆巢之下无完卵,找到了物质和钱的致命拘束,向内找到了女性优柔不决断、容易为爱饥渴到不顾自尊的弱点。在女性命运的问题上,她责人责己。然而,却终究难以冲破浮世悲欢的藩篱,写出自我之外的世界,写出命运更宽广、更多元的复杂性。我想这也是她的小说创作始终没有走出自我的局限,中间还陷入很长时间停顿的原因,也是她的小说只能是“小经典”的原因之一。


任何写作,冲破自我的天然局限、走出个人的舒适地带都是最难的,天才也概莫能外。而如老托尔斯泰、雨果、狄更斯、鲁迅者,做有勇气、有能力自我为难的天才,才能创造出“大经典”。


“传奇”和永恒


在为自己的剧本《太太万岁》写的题记里,张爱玲说:“中国观众最难应付的一点并不是低级趣味或是理解力差,而是他们太习惯于传奇”,她批评这种心理,也迎合这种心理,所以她给自己的第一本小说集取名《传奇》,然后,她真的把自己活成了一个“传奇”。


“张氏传奇”的土壤和背景,除了学术界研究的左翼文学和乡土文学,除了冰心、白薇、丁玲,还有跟她气质相近的同时代女作家:时局动荡并非只是催熟了张爱玲一个人,而是一群人。除了张爱玲心甘情愿与之相提并论的、写了《结婚十年》的苏青,还有施济美、汤雪华、邢禾丽、俞召明等这一批闪着青春光彩的名字。她们群体性地站在张爱玲的身后,共同构成了“孤岛”时期女性文学的版图。这些作家受国学熏陶的痕迹异常明显,对古典诗词歌赋的化用也是信手拈来。在与张爱玲“遭遇”的方面,比如市民爱情,宅门恩怨,她们略逊一筹;而在有关知识女性的独立意志,有关市井小人物的悲喜剧方面,她们显示了各自不俗的功力。尤其是知识女性面对爱情和事业的困境,面对婚姻和自我独立两难的心路历程,在这些作家笔下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反映。其中,施济美的《十二金钗》、汤雪华的《墙门里的一天》、俞昭明的《落花流水》、邢禾丽的《上帝的信徒》等等,都是值得称道的作品。


只是,相对于张爱玲的天才、出身,以及她的自我经营和惊世骇俗的爱情,这些“小姐”(这些人的作品曾被命名为《小姐集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)只能变成昙花一现。与莫扎特同时代的音乐家萨列里曾说:“和天才莫扎特生在同一个时代,是音乐家的悲哀。”说来残酷,所有历史都是“势利”的,“一将功成万骨枯”在文学史上亦然。


而“张氏传奇”的另一个背景就是“张胡恋”了。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爱情公案之一,胡兰成到底值不值得张爱玲爱,甚至都变成了研究生课上讨论的话题。尤其是《小团圆》出版之后,对照着胡兰成的《今生今世》,衍生出邵之雍和九莉到底与胡张有多大对位可能的学术话题。  


在《惘然记》里,张爱玲曾说:“在文字的沟通上,小说是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⋯⋯只有小说可以不尊重隐私权。”在“假作真时真亦假”中,作家反而能够坦率面对自己。而且,以张爱玲的整个创作特征来看,她写不了自己以外的生活,她小说中的“虚构”一直都是“有限虚构”。所以,《小团圆》某种意义上可以读作她的“自传”。胡兰成在《今生今世》里对张爱玲“宽宏大量”的误解,也第一次得到了反证:对胡兰成的花心,她并非不在意,她很在意,但“有什么办法?如果真爱一个人,能砍掉他一个枝干?”


如果说做天才张爱玲不彻底,那她做女人也不彻底。对胡兰成,张爱玲付出了全部赤诚的爱,其中当然不只是“低到尘埃里”的无限退让,还有两个人瞬间心意相通那种足以让她眩晕的幸福感。她妙笔写下的“小兽饮泉”,或许堪称中外文学史中“性描写”的典范,印证着两个人的“剪不断理还乱”。她说,他微笑着俯向她的脸,“是苦海里长着的一朵赤金莲花”。为了这片刻的欢愉,她或许是愿意粉身碎骨的,虽然她终究还是没有。


张爱玲不是愚蠢的女人,她一直都很清醒:“她像一棵树,往之雍窗前长着,在楼窗的灯光里也影影绰绰开着小花,但是只能在窗外凝视。”(《小团圆》)胡兰成世界里的女人,只能是窗外的风景,风吹雨打要自己经历,摇曳和凋谢都为取悦,而这取悦居然还是女人的安全感所在,是自我安顿。


按照《小团圆》的说法,促成“胡张恋”的,除了胡兰成的赏识和二人精神上的相通,还有胡兰成给的“一箱钱”,张爱玲急需还给母亲用以“一雪前耻”的钱。所以,她在胡兰成面前的万般委屈,底色还有母女关系紧张的成分。


张爱玲的母亲是洋派女性,离婚、留洋、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情人⋯⋯而她父亲是前清遗少,看旧小说、抽鸦片、无所事事⋯⋯传统和现代、新和旧被父母同时带到幼年的张爱玲面前,再加上被过继、有后母、战争爆发学业中断等等,她小小年纪三观就开始被撕裂,养成了自卑、胆怯、敏感又倔强、好强、傲骄的性格。她从小就知道人不可靠、钱重要。她新旧两边都不讨好,后来就索性谁都不讨好。然而,她需要爱,更渴望无忧的安稳,所以,点滴爱的雨露都足以滋润她荒芜的心,一点承诺都足以收买她。也正因为如此,看上去无比孤傲的张爱玲会先爱胡兰成、后爱赖雅。常人看来,哪一个都配不上她,哪一个都不能给她“现世安稳”和“岁月静好”——女孩爱得盲目,往往跟原生家庭的不健全和冷漠有关系,爱情在她们那里会成为冲破血缘束缚的救命草。


她在《小团圆》里说:“她是最不多愁善感的人,抵抗力很强。事实是只有她母亲与之雍给她受过罪。那时候想死给她母亲看⋯⋯对于之雍,自杀的念头也在那里,不过没让它露面,因为自己也知道太笨了。”


张爱玲是一个令人赞赏的天才,也是一个让人心疼的女人。她在美国隐居多年,死后几天才被发现,风华绝代的才女如此千疮百孔地寂灭,让人一想起来就黯然神伤。或许张爱玲是不适合美国的。她的精致,她的优雅,她的隐忍,甚至她的精打细算和她引以为傲的“小市民”气的庸俗,似乎都更适合英国。如果她没有因为战乱错过英国,如果她的晚年是在英国度过,或许不会让人感觉这么“苍凉”之极;她人生“传奇”的色板上,玫瑰色的温暖也许会更多一些。


她说,《红楼梦》被庸俗化了而家喻户晓,并不是好事儿,普通人是不能懂得《红楼》真正的好的,于是,她以天才之笔为“红楼梦魇”结一硕果;如今,她也难逃此例,却不知谁能为“爱玲梦魇”奉上一本《爱玲梦魇》呢?


(作者新书《大声沉默》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)


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:经济观察报观察家(ID:eeoobserver),作者:付如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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